感悟近之——纪念程思远先生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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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00.com 发布：2008-9-24 14:53:08 来自：广西日报 |
一位世纪老人，先后见证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和新世纪的到来……
毛主席曾问他：“你有别字吗?”他说：“没有。”“很好，”毛主席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学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他无比激动地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第八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
近之先生志存高远，苦学成才。近之先生1908年出生在宾阳县一个贫寒农家，四五岁时就替父母分担家务——平时在家带弟弟，有时父亲扛犁下地，他就在后面跟着锄草。他儿时先后就读于本村马谭庙政经学校、近邻黄安村校。父亲曾给他取名“思安”，期盼他人生安顺。可是当他读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含义后，就自作主张地改“思安”为“思远”：立大志，思长远。他边读书边放牛。一日，一群去上学的孩子问他：“你不去书房吗？”他回答说：“我的书房在牛背上。”从此，他的“牛背书房”便传遍乡间村野。学校校长担心误了他的学业，他回答道：“先生您说过：匡衡凿壁偷光，孙康映雪读书，还有什么头悬梁，锥刺股；您还说过‘负薪’‘挂角’……这个‘挂角’不就是‘牛背书房’吗?”一席话说得校长暗暗称赞这孩子有志气。历经苦读，1937年，他参加了罗马大学的博士考试，被授于政治博士学位，实现了从乡村放牛娃到留洋博士的人生梦想。
近之先生与党同心，做党诤友。近之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抗战期间，他多次与周恩来同志接触，深受其影响。抗战结束后，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热切欢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56年4月，他应邀回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此后，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怀着对党的信任，禀民族大义，冒生命危险，五上北京，两赴欧洲，推动李宗仁夫妇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文革”中，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敢于坚持真理，表现出了一个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凛然正气。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政议政，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震撼人心的大义大节，无愧于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一面旗帜的称号，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近之先生爱国如家，反独促统。青年时代，他毅然离开家乡，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曾写信给李宗仁先生，建议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团结起来，共同抗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闻讯立即动身回国参加抗战。在香港居住期间，他心系祖国，保持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1955年8月，他为李宗仁先生起草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在美国发表，文中高度赞扬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批判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美国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回到祖国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他还多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劝告台湾当局放弃“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并亲自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4月，他病重在床，听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的消息时，感到非常高兴。可惜他未能看到祖国完全统一，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他是多么令人感怀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近之先生桑梓情深，力助故乡。近之先生对故乡一往情深。他不仅在北京经常会见我区领导和老乡，过问我区发展情况，还多次回到故乡，指导和资助故乡建设。1966年2月底，他陪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我区观光，盛赞南宁市发生天翻地覆变化。1977年底，他与夫人从北京回到阔别31年的宾阳县，激动之余写了长篇游记《重游广西睹巨变》，称赞“今日宾阳分外娇”。1985年8月，他在北京与我区领导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老广西了。广西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大有希望。”并对我区发展提出了建议。1995年5月底至6月初，他到我区视察工作，高度赞扬家乡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宾阳人的聪明，并为黎塘开发区亲笔题词：“开发黎塘，建设家乡。”还拿出自己的一万元稿费捐给家乡扶贫工程。1999年11月12日至16日，他到南宁参加国际民歌节活动，并回宾阳视察，激动地说：“我作为宾阳一分子，家乡的建设和变化都时刻牵动我的心。”他将自己积累多年的30万元稿费捐给家乡，希望建设一所小学。不久后，宾阳思远育才学校建成使用。2001年11月中上旬，他不顾93岁高龄，到南宁参加国际民歌节活动后回宾阳视察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回乡。当乡亲们对他捐款建校表示感谢时，他回答：“党和人民给我很高的荣誉和关怀，我应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家乡人民。”正是由于他对桑梓情愫笃深，家乡人民称他为“宾阳之子”。他的故乡情怀深深地感动着家乡的人们。
近之先生律己以严，清正廉洁。近之先生素以清廉著称。1945年，他回家悼母。吊丧完毕，他便想“打马回朝”，村民们却趁机“马头”进谏：“状元头上戴乌纱，只管朝廷不管家，你官当大了，帮村族做过哪样好事?”他答：“我是山大无柴，辜负了家乡父老。官有种种，有先国后家的清官，也有先家后国的浊官，更有只家不国的污官。我当然学做清官，家有灰沙墙瓦盖屋也足了。”居住北京特别是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后，他更加注重廉洁自律。在居住和办公条件方面，从不提特殊要求，始终保持简朴、节约的作风。每次外出调研，他都轻车简从，尽量减少陪同人员。每次回我区看望乡亲，他都“低调”进行，更不用公款宴请。每次小儿向他要钱买铅笔时，他都只给少许钱，并且要小儿把买笔剩下的钱全部交回。他的儿子程治平高中毕业后即在北京第6建筑队做瓦工，女儿程珊娜中学毕业后也进了北京金漆镶嵌厂做工，他们后来都没有机会上大学。程治平回忆说：“对于爱国华侨、台商在大陆投资遇到困难，父亲非常关心，多方反映、协调关系。但身居高位的他从未因为子女的事，向有关部门领导打招呼、写条子。我们几个从来没有因为父亲的地位得到什么利益，这种想法在这个家甚至是被禁止的。”近之先生所言所行令人崇敬。
近之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一位海外记者曾用“四高”来概括对近之先生的印象：年龄高而神气朗;身材高而行动敏捷;声音高而言辞准确;职位高而平易近人。这样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上世纪80年代近之先生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后，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汽车。可是每次坐车，他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说坐在后座“像当官的”。后来，警卫员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他才作罢。他老伴去世后，有关方面出于安全考虑，一度安排警卫员晚上在他的居室里陪护。但他担心自己起夜影响警卫员睡眠，一再坚持之下最后还是由他自己料理生活，直到2002年生病住院。一位与他有过交往的作家说：“程老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没有官架子，他是真正能够把自己与下级乃至普通群众摆在同等地位来研究或商讨问题的人。”
近之先生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人生启示，激励我们勤奋求学、扎实干事、清廉从政、堂正做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要认真向近之先生学习，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力推进经济统战、文化统战、和谐统战工作，为实现我区科学发展三年计划、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把我区建设成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和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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